最近一個多月中印邊境緊張對峙的局勢，讓國民不安地把眼光轉向印度。說實在的，大多數中國人似乎不太關心這個鄰居。然而，這個鄰居一直非常緊張地盯著中國。而制造業，則是一個重點。
　　2017年初，印度政府批準了總額達15億美元的特別獎勵計劃(MSIPS)，以此助推印度實現2020年電子產品實現“凈進口為零”的目標。這項雄心勃勃的產業激勵計劃其實只是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2014年9月，就任總理不到半年的莫迪正式推出“印度制造”戰略。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FDI)、降低行業準入標準、改善國內營商環境，莫迪意欲撬動印度巨大的市場潛力和豐富廉價的人力資源，以此推動印度工業化進程、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全面提升其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
　　特殊產業結構的困擾
　　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發展不足是長期困擾印度的問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2014年的估算，印度農業、工業、服務業對GDP的貢獻分別為17.9%、24.2%和57.9%，但是卻分別雇傭了49%、20%和31%的勞動力。從產業結構上看，印度與發展階段相似的其他國家相比，其工業部門占比明顯落后，但是服務業占比卻與發達國家趨同。對于這種特殊的產業結構，不少印度當政者曾主張“跨越”以制造業崛起為代表的“工業時代”，直接邁向以服務業主導的“后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幾年前印度自我標榜 “世界辦公室”和“世界實驗室”，并大力發展軟件編程、語音呼叫、生物制藥等高新產業就是例證。
　　然而，對于仍處于前工業化階段的印度而言，高新產業的光鮮外表卻難以掩飾其內部種種難以逾越的結構性問題——印度經濟整體就業機會不足、整體效率低下、產業缺乏聯動、社會整合乏力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例如，雖然印度在2004至2009年間經歷了GDP年均增長9%的歷史性高潮，但卻由于經濟結構不良而每年僅創造了約一百萬個就業機會。然而，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年輕的人口結構使其每年需要至少一千萬個就業機會，因此這種“無就業增長”就給印度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由此可見，如何通過推動工業化以規模化創造就業機會，并通過部門間的勞動力轉移提高整體生產效率就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與比較優勢背道而馳的發展之路
　　印度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素質偏低、資本相對缺乏，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理應成為優先發展的行業，但是印度卻沒有順應自身資源稟賦，反而走了一條發展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奇特”道路。
　　然而，只要仔細審視印度的政治經濟發展史就不難發現，與其說印度主動選擇，不如說印度是因為種種限制而被迫走上了這條與比較優勢背道而馳的發展道路。
　　與零星的高端服務業和野蠻生長的非正規服務部門相比，工業制造——哪怕是看起來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土地征收、勞工制度、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要求反而更高。這也是為什么雖然印度用工價格低廉，但是卻依然難以把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化為優勢產能的原因。畢竟，面對遙遙無期漫天要價的土地征收、冗員無數尾大不掉的勞工體系、供應短缺價高質低的基礎設施、權力尋租無心發展的官員，再低的用工價格也無法補償巨大的隱性生產成本。
　　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不涉及大量的土地、勞工問題，對交通能源基礎設施要求也比較低(比如呼叫中心靠自備電源和電話線就能營業，不需要考慮交通網絡、港口物流等問題)，因此反而就成了“門檻較低”、“易于發展”的行業。從這個角度上說，印度發展制造業面臨的核心挑戰在于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資源稟賦，從而在國際經濟競合中更好利用其內生的比較優勢。
　　為工業“補課”的戰略
　　在這種背景下，莫迪的“印度制造”戰略實質上就是印度工業的“補課”之舉，因為當政者開始意識到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僅僅靠服務業和高端產業根本不可能撬動印度這種10億人口級別的經濟體走向現代化。
　　因為這種“補課”的本質，“印度制造”戰略的重點恰恰在于產業政策之外。
　　雖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確列出了汽車、電器、通訊、電力等十幾個重點扶植的產業，但是比起這些具體的產業政策和行業指導，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業生態和營商環境方面的改革，畢竟長期限制印度制造業發展的主要桎梏并非產業因素。換句話說，莫迪政府在土地、勞工、稅制、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改革舉措構成的廣義“印度制造”戰略才是真正決定印度工業化進程的核心關鍵，其重要性高于涉及具體產業的狹義“印度制造”。
　　戰略實施的難點
　　一個觀測“印度制造”能否順利實施的角度在于印度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改革遭遇阻力的大小。實施狹義上的“印度制造”戰略僅牽涉到少數行業精英和相關政府官僚，并沒有組織化和政治化的反對勢力。因此，只要莫迪下定政治決心，他僅靠動用行政資源就完全能擺平產業政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
　　與此對應，想要實施廣義上的“印度制造”戰略就會觸動高度敏感的政治“化學反應”，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例如，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涉及人數眾多、分布極廣的農民階層；勞工制度改革涉及組織嚴密、選票集中的各行業工會和公共雇員；而稅收制度改革，例如商品與服務稅(GST)則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博弈。毫無疑問，想要推動這些難度極高的改革，僅僅靠領導人的決心是完全不夠的，還需要周全的政治動員、精密的利益權衡和巧妙的施政手腕。
　　試點改革與聯邦層面推動
　　目前，印度的勞工改革和土地改革因為政治阻力過大，莫迪已經基本放棄在聯邦層面推動改革，轉而在個別邦——例如古吉拉特邦、拉賈斯坦邦——采取試驗性的改革政策，再用改革取得的早期收獲在其他邦推廣改革。
　　雖然2016年印度議會人民院已經批準了憲法修正案，決定對印度稅收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用統一的商品與服務稅(GST)替代現有的邦內和邦際的各種混亂的苛捐雜稅。但受去年的廢鈔政策余波影響 ，原本定于2017年中實施的統一商品與服務稅制(GST)計劃很有可能被再度延遲。比較而言，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可能是目前莫迪政府推進最快的改革領域。目前，印度很多地區已經出現了電力局部過剩。同時，各類鐵路、公路、城市交通也被提上議程。
　　成功吸引外資與過分追捧
　　一份英國金融時報的統計表明，僅在“印度制造”戰略實施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印度就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細看之下不難察覺，與其說這是“印度制造”戰略本身帶來的成就，不如說是“印度制造”戰略給人們呈現的美好預期。作為一個10億人口級別的經濟體，印度一旦成功實施工業化，將會為世界帶來一波足以與中國崛起媲美的巨大機遇。尤其是在全球經濟震蕩調整的大背景下，印度巨大潛力被寄予的期望又被再次放大，受到過分追捧。
　　然而摩擦卻總是不斷，跟中國掰手腕的事情也不少。七月底，印度商工部發布公告，對包括來自
　　就在中國大陸等地進口的光伏電池及組件發起反傾銷調查。實際上，近年來印度光伏市場發展迅猛，光伏發電能力在過去3年增長了3.7倍，這也受益于中國產品出口的合理價格。這是中印在工業與商業較勁的一個小小縮影。
　　印度巨大的潛力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潛力沒有被激發出來，就永遠只能是虛無概念。如何克服印度國內的重重矛盾，并最優利用印度內生的資源稟賦，因此也就成了印度決策者推動“印度制造”戰略需要思考的首要問題。